民间谏客

熊伟在2005年底成为一个专业的民间立法参与者
 

 
熊伟的房间被十几个书架占据着,触目皆是书。他也以读书人自居,“除了读书,就是上网。”这是他生活的日常状态。每年的全国“两会”前后,是他最忙碌的一段时光。他要不断在网上与民意碰撞,思考,并将它们形成具体的建言,呈交给全国人大代表,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,转化为议案与建议,完成一次民意与立法者的对接。

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,熊伟在2005年底创办了这个民间机构,成为一个专业的民间立法参与者。在此之前,他以媒体人身份践行这项事业已有7年之久。

热电工人“不敢忘忧国”

熊伟身上带有强烈的平民气质,圆头圆脸的他看上去有些憨直,微曲的头发未经打理,他不太修饰自己的边幅。1990年,他毕业于湖北荆门职业大学政治历史专业,成为荆门市热电厂一名普通工人。但他并不“安分守己”。

很多年以后,向记者回溯起自己似乎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,他仍不知该做如何解释。“很多人问我,我也不知是为何,大概就是一个朴素的想法:推动国家进步,每个人都会受益。”

1996年，这位内地小城的热电工人,开始写建议书。这份洋洋万言的建议书,提了包括“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”、“印烟酒专用发票以控制公款消费”、“发行教育国债”、“三峡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动袭击”等二十多项建议。他先后邮寄了数次,内容略有修订。

万言书的标题,是“位卑不敢忘忧国”。这位“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”相当执着,他又再写一信说:如果不回信,我去法院起诉你。

熊伟没有起诉,因为他很快收到国家信访局的回信,上面说:依据归口责任原则,这些建议都转交给了有关部门。

两年后,熊伟接触到了湖北省人大的一位工作人员,他表达出对熊伟的好感,并建议可通过全国人大代表转交建言。通过这位朋友,熊伟认识了湖北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梁建国。这是熊伟第一次接触全国人大代表,他把自己的一些建言整理给了梁建国。

梁建国之外,熊伟又找了几位湖北籍全国人大代表,他也尝试着搜寻外省代表。“那时找代表极其麻烦。没有电脑,谁是全国人大代表也不知道,只有一个名字,连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。”熊伟说,他去图书馆翻看两会期间的报纸,将报道中出现的代表工作单位记下。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途径是,从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名录里,找寻全国人大代表。然后,再通过114查询代表的工作单位地址,邮寄自己撰写的建议书。

他记得,自己从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名录中找到7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,一一写信,但只收到两封回信,告诉他已把材料转给全国人大,其中一个还留了电话。这令熊伟相当振奋。

1999年,他决定自费随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坐火车进京,让自己的思考给更多代表知晓。

从分不清“议案”、“建议”开始

湖北代表团住在北京城的湖北大厦内,熊伟找了附近一个地下室安置了自己。他的任务是,把自己的建议打印成册,交给尽可能多的代表,转化为全国人大议事堂内的文本。

“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‘议案’、‘建议’。刚开始,我把20多个建议混在一起,写了厚厚一本,给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。那位代表说:能否选几个递交。我说:最好是全部。我不知道,‘建议’的规范是一事一议。”熊伟说。

1999年，熊伟见了不少湖北代表,还有七八个外省籍代表。他选择代表的标准是,他们来自基层,非官员。这些代表给熊伟留下深刻印象,因为较此后几届代表,他们更好打交道。

1999年于熊伟而言是重要一年。他第一次在皇城根儿感受两会的氛围,这一年,爱读书、爱思考、爱写作的他也成了《湖北经济报》的一名采编人员,编辑“读书”与“文摘”版面。

他每一年的全国两会,仍然准时出现在北京城的地下室里,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代表资源。这样两地奔波的行程,在2002年终结,彼时他加盟北京《中国改革》农村版,开始有更多机会深入农村调研。

熊伟与人大代表的合作,不仅局限在“两会”期间,也不只体现在政策与立法建言。他有时会与代表一起,进行个案监督,2002年,他们曾一同去浙江调查村委会选举涉嫌舞弊事件,并把一个被关押的村民“解救”了出来。有时在“两会”期间,他也与代表合作,就个案监督提“建议”。

人大代表个案监督,在中国仍存争议。熊伟也坦承,现在全国“两会”已经基本不再允许个案监督了。

“如果全国有500个我这样的人”

与人大代表的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。也有难堪的时候,譬如有一次,他接连给一位相识的湖北籍全国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打电话,另外一个代表接过电话,斥责他总打电话影响代表休息。

“要平常心,不要怕碰钉子,找100个代表,有10个联系上就够了。”熊伟说,“也有利用我的人大代表,福建一位代表收到我的建言,说很好,还让我做了进一步的修改。但来京后却不愿见我。有的代表专门打电话让我帮他写,见面后对我说:不要在外面说。”

其实熊伟非常低调,并不对外宣扬哪些代表与自己进行了合作,除非这个代表已非现任。他有时表现得似乎过分谨慎,总担心自己撰写的建言,一旦曝光,就会在人民大会堂内受阻。

2007年的时候,熊伟花了很长时间,搜集到十届人大近3000名代表5年来所提的5000多件议案的名目,自行做了统计,并对代表履职情况做了排名。他得出的结论是:有约2000名人大代表5年间未曾领衔提出过一件议案。而前20名人大代表领衔议案的数量,占总数的70%以上。

去年全国两会之前,熊伟给六七十个基层全国人大代表群发了短信,大意是:十届人大有2000人没领衔提过一件议案,希望今年你们能提议案,可以和当地人大及政府法制办联系,他们或许可以协助你们。

“有人表示感谢。有人不理解。后来我碰到一位王姓代表,他说:你凭什么要把不提议案的代表公布出去?知不知道这是我们人大代表的隐私?”熊伟说,还有一位人大代表,希望他能帮忙“提供个议案”,在熊伟提供之后,又嫌过于尖锐,但后来她很不高兴地对熊伟说:听说你要公布不提议案的代表名单,是不是?两人的合作遂告终止。

这些小插曲并不影响熊伟的热情。总有一种被吸纳的感觉激励着他前行。“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,我与人大代表合作的两个意见被正式列为‘议案’,一个是关于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规定,一个是修改审计法。”在2001年,一个代表团一年也只有几十个议案,一个人大代表给他打来电话,很兴奋地告诉这一消息:“很了不起,有很多代表好多年都没有列入正式议案,你一年列入两个。”

更大的动作在2004年,他找到11个省的全国人大代表,分别提出关于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议案。议案需30名代表以上联署,他共获得400多代表的签名支持。“这是全国人大就同一主题议案提出人数最多的个案。”

熊伟沉浸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想象中,他为此践行,从未有过动摇。2005年,他退出媒体圈,创办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。不过,资金始终是困扰他的一个难题。“我付出更多吧,投入了很多钱。我和人大代表合作,他们不会提供资金支持,我需要寻找另外的途径。”熊伟说,他现在没有基金会支持,现在的收入主要靠参与北京大学一个土地研究课题组、在媒体发表文章的稿费和朋友资助,但金额都很少。

虽然也对自己同道甚少而心戚戚然,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这种行为不具备可复制性。“如果全国有500个我这样的人,结果会怎样?”他常常这样说,目光坚毅果敢。

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，不需要你承担风险，但需要你有是非感。现在很多人是非不分、善恶不分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

有些人觉得生活就是柴米油盐，我说一句不客气话，这是猪的理想。如果每个人只想着柴米油盐，这个社会就完了。温家宝总理说人需要仰望星空，我想我最不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能力。

对我来说，人生的成功就是推动公民参与立法。人人都像我这样思考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，不需要你承担风险，但需要你有是非感。现在很多人是非不分、善恶不分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

位卑未敢忘忧国

我觉得真正影响我这一生走向的不是父母，而是阅读。我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弟弟，他们和我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，就是过着有工作有家庭有小孩的人生，不像我，整天为国家的发展想很多事情。

我从小就爱看书，在阅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。有四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：一本是《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》，一个外交官写的，讲述他外交官经历中了解的各国风俗人情和邮票掌故；其他三本是成功者的传记，一本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一个企业家改革的故事，一本介绍克莱斯勒创始人的创业故事，还有就是徐悲鸿妻子写的《徐悲鸿的一生》。这三本书讲的都是如何创新、如何不断努力、如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，给我影响很大。

高中开始，我就想干一番事业。当时，我特别想挣很多钱，就能干很多事情，比如搞一个行走全国的汽车队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家乡的热电厂做工人，发着高烧还给工厂提合理化建议，一手打吊针，一手写字。但厂领导没有什么反应。

1996年，我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书，题目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提出如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行为、三峡工程如何防止恐怖袭击、中纪委应该在全国设办事处等二十多条建议，有一万多字。我连续投递了四次，都没有回复。后来我寄了一封信给这位领导，表示再没有回应的话，就起诉他。我认为给中央领导写信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，不管他们是否采纳我的建议，收到信都应该给予回复。后来我收到一封挂号信，说我的建议书已经转给相关部门。我当时的确有点幼稚，如果我知道每天有这么多人给中央领导写信，就能理解他们无暇给我答复。

我在热电厂的时候，自费订了20多种全国的法制类报刊。我对法律感兴趣，但并不想把法律作为职业方向，以此挣钱，我只是想做一些推动国家进步的事情。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能够被政府采纳。我朋友说过，全国13亿人可能只有你在做某一个事情。确实，有些事情除了我，是没有人做的。

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

当年，父母希望我回老家的热电厂做工人，原因很简单，热电厂的效益非常好。直到现在热电厂还是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。如果我没离开，应该和同事们一样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娶妻生子，平淡地过一辈子——那就是另一个熊伟的人生了。

我肯定愿意选择做现在的熊伟。因为现在的我可以推动国家的立法，可以提出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设想，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。我现在活得更加充实，更加有价值。我当然不是为了名利，如果为了名利，我早就去做生意了，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。

我从热电厂辞职，到武汉做媒体，工作之余，想到了与人大代表联系，通过他们转达我对法制建设的一些建议。我买了一本书，《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录》，按照书上公布的资料，一个个给他们写信。六十多个人大代表，只有两个给我回复。有一些媒体的朋友质疑我做无用功，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回应他们，事情是一步步来的，如果有的事情要用5年时间去推，那么一切就从现在开始计时。他们的质疑从来没有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我只是有时会怀疑自己在做的东西是否有价值。

1999年开始，每年开“两会”我都会去北京，把我的有关立法的建议书递给一些代表。我不光找湖北省的人大代表，还找别的省份的代表。有代表觉得我这个人很热心，提的建议有可行性，就帮我介绍其他代表。我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，慢慢地，和我合作提出议案的代表越来越多，本届起码有上百人。我相信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是真心想帮人民说话的。

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。比如说跟哪个代表联系、有哪些提案，轻易不说。我有很多秘密，不会和任何人说。毕竟，推进立法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。

生存问题我绝对不会担心

我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是2002年，当时才到北京，要花钱的地方很多，我自己却没有收入。经济窘迫的时候，父母、朋友都会支持我。朋友们每次给我几千元的支持，说不用还了。我肯定不好意思，以后有钱了，肯定要还给他们的。

我一直不在乎钱。才来北京时，《中国改革》（农村版）的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加入，我说只要你们真心为农民做事，我就愿意加入，钱多钱少不重要。我喜欢一群人在一起激情做事的感觉。记得有次做版搞了一个通宵，根本不觉得累，早上结束工作走出办公室，阳光很好，明亮地照在脸上。我想起了一句话：阳光打在你的脸上，照在我的心中。我当时和朋友说，我的下半辈子是要交给农民的。

生存问题，我绝对不会担心，我个人所需的生活费用是很低的。一个月生活费不到1000元，房租2000元左右，其他没有什么开销。我不会在北京买房子，只会租房住，但我对抑制大城市房价上涨有一系列看法。唯一让我想多挣点钱的动力，就是我想让父母生活得更加幸福。我想我可以去做一点文化的事情来挣钱，比如编书或者写作。

我至今单身，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吧，或者正好对谁有感觉的时候，我的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。有时在外面跑一圈，回来就怎么都不想动了。和事业比起来，个人问题总是可以放一放的。养老问题？我不担心，我身体还行，不抽烟不喝酒，生活有规律又不打麻将。图什么？最在乎的肯定是国家的进步。我现在成立了一个NGO，可以申请经费。2006年开始，我基本上在做NGO的课题，世界银行给了4万多元，其他组织给了8万多元，差不多就这些。以后每年申请一个课题，有10万元，这一年经费就够了。

男人之间，确实会比较，比谁的事业更成功，而不是把钱财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。我觉得公民参与立法能够成为社会的共识，这就是我的成功之处，因为我一直在呼吁公民参与立法。如果能做到以宪治国，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，这是我最大的理想。到时候，我肯定不想当官，我要退休，可以和朋友们去风景优美的山区隐居，或者去大学当老师。我相信到时候，大学招募老师会量才而用的。

采访手记

在熊伟的描述中，他一天的生活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他时间都与国家命题有关，他永远在看书、思考，然后奋笔疾书，先天下之忧而忧。

据媒体报道，熊伟住在圆明园附近的红砖平房里，一个菜吃一整天。他到屋外上公共厕所，在公共澡堂洗澡，生活拮据，不时需要朋友接济，可是他却有着丰富的藏书、丰富的梦想和丰富的心灵世界。

现代社会，人们抱怨物质生活压力把梦想的空间逼仄到无限小的地界里，而熊伟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极端的生活可能。这个务实到极致的社会，是需要一些熊伟的存在的。